圆瑛法师，俗姓吴，出家後法名宏悟，字圆瑛，号韬光，又号一吼堂主人。他是福建省古田县人，父名元云，母亲阙氏，因祷于观世音菩萨，梦观音送子至，于清光绪四年（一八七八）生此子。

在他五、六岁的时候，父母先後去世，由叔父照应他的生活。入塾读书，十分颖悟。年龄渐长，感到身世孤零，人生如幻，欲出家为僧，叔父不许。十九岁时，生了一场大病，病中发愿，如获痊愈，决出家修行。后来病愈，便到福州鼓山拜兴化梅峰寺增西上人为师，剃度出家。翌年，到涌泉寺依妙莲和尚受具足戒，并从学习教律仪。未几，到福州大雪峰寺随达公和尚修苦行，充当饭头菜头，任劳任怨不以为苦。

二十一岁时，发心行脚参访。他先到常州天宁寺，依冶开老和尚叁究禅宗心法，老和尚道风严峻，对弟子不稍宽假，因之获益者众。圆瑛在天宁寺学习四年，继之又到宁波天童寺，依八指头陀敬安禅师习禅定，一心参究。其间他又随道阶、谛闲、祖印、慧明诸师学习天台教观，前后有六年之久。由于他喜颖悟，学习努力，使他在佛学和修持上，有了深厚的基础和成就。

他在天童寺从敬安和尚习禅那一段时间，是光绪二十七年到三十三年。光绪三十年，年方十六岁的太虚，依小九华寺的监院士达和尚出家，十八岁到天童寺，任寺中禅房，听道阶法师讲《法华经》。由于太虚天资颖悟，在学僧中有如鹤立鸡群，甚受道阶的重视，许之为法器。以此，圆瑛与太虚亦结为好友，二人曾於是年七月的“等自姿日”，在天童寺御书楼，结为盟兄弟。圆瑛是年二十九岁，已以擅长文字着称，他手撰盟书，文采可观，盟书文曰：

夫纲常之大，莫过于五伦，而兄弟、朋友，乃五伦之二也。世有生无兄弟，以异性结手足之亲，分列友朋，高盟考腹心之托。即如秘园结义，管鲍通财，同安乐，千载咸钦义气。

而吾侪身居方外，迹脱尘中，虽曰割爱辞亲，尤贵揖师处友，然有善者焉，有恶者焉；善者固可有益于身心，恶者难免转妨乎道业。悟自投身法苑，访道禅林，所见同胞如许，求其如第之少年聪敏，有志进修者，亦罕逢其匹也。

文中“悟自投身法苑”一句，悟是“弘悟”，是他的法名。

圆瑛在天童寺时，另外霎了两位朋友，一位是后来厦门南普陀的住持会泉，一位是民国初年到南洋弘化的转道。由于转遗的关系，他后来也曾到南洋弘法，并与转道重修泉州的千年古刹开元寺。

1908年，他由江南回到闽南，首先在泉州涌泉寺开座讲经，由于他宗说兼通，辩才无疑，深受缁素听众的欢迎，由此以後，他在闽南、江南声誉渐著。

1909年，圆瑛主持宁波接待寺。接待寺为历朝古刹，他接主后，拆除新建，重为中兴。他并在寺中创设了佛教讲习所，培养弘法人才。宣统三年，辛亥革命，民国肇建。时，佛门多故，八指头陀敬安法师为保护全国寺产，在上海联合十七省僧侣代表，成立“中国佛教总会”，圆瑛亦参与这次运动，被选为总会参译长。

1917年，他在宁波当选为宁波佛教会会长，创办两所“僧民学校”，对入学者施以义务教育。继之又创办“宁波佛教孤儿院”，收容无依孤儿，施以工读教育，各省闻风争相效仿。这一段时间，他不时在江浙一带讲经。1920年，他在北京讲《楞严经》、《法华经》，法缘甚盛。是时华北五省闹旱灾，哀鸿遍野。他参与发起组织佛教赈灾会，募捐赈灾，全活灾民无数。时，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得之，颁赠他《大藏经》一部，派员护送到宁波的接待禅寺。

1922年，他到南洋弘法，曾在新加坡、槟榔屿等处讲经。这时他早年在天童寺的同参转道法师，在新加坡主持普陀寺，后来又在光明山建了普觉寺，圆瑛在普觉寺讲《大乘起信论》，并与转道讨论重修福建泉州开元寺的计划。他离开新加坡，转住台湾弘化，曾在台南讲经，1923年秋回到泉州。这时既兴转道、转物二师，笔书重修开元寺。1924年重新修建，1925年在寺中创办开元慈儿院，他任院长，陆续收养孤儿至二百多人。1926年，他重渡南洋，筹募慈儿院基金。他将募得之款，在马六甲组织了一个基金董事会，有董事会保管本息，按实际需要拨付慈儿院支用。

到了北伐成功，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之后，内部定下了“破除迷信”的政策。破除迷信本是好事，但却把不迷信的佛教也列入迷信团体。1928年，政府公布了“寺庙管理条例”，地方党务干部及学界欲借机没收寺产，充实地方教育经费，就掀起了一阵摧残佛教寺产兴学的风潮。

1929年5月，佛教为求自保，在圆瑛、太虚、谛闲诸法师及王一亭、谢铸陈、黄忏华诸居士的推动下，在上海召开“全国佛教代表会议”，成立“中国佛教会”，圆瑛被推为会长，向政府请愿，反对“寺庙管理条例”。后来，政府把全文21条约的“管理条例”修订为全文13条的“监督寺庙条例”，没收寺产的事件才缓和下来。

圆瑛主持中国佛教会，积极推动佛教参与社会事业，鼓动寺院设立慈幼院、医院、工厂、分担社会责任，以减少外界攻击的口实。

1930年，宁波天童寺住持改选，他当选继任。因年轻时曾在此参访六年，此番住持天童，是旧地重游。天童寺是六朝古刹，禅宗祖庭，僧众逾千，冬参夏讲，定为常规。他是年五月进院，当众宣布他住持天童的原则：“为法为人，尽心尽力”。他并提出“十二不”与大众共勉：“不贪名、不图利、不舞弊、不苟安、不放逸、不畏强、不欺弱、不居功、不卸责、不徇情、不背理。”进院之后，随即开讲《楞严经》，四方学者云集。以后，他每年冬季传授三坛大戒，丕振宗风。

到了1931年，“寺产兴学”事件余波荡漾，风波再起。这时有一位中央大学教授怡爽秋，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硕士，回国在中大任教。他提出了四项主张——“打倒僧阀，解散僧众，书拨庙产，振兴教育。”当时的内政部长薛沩弼是基督徒，与怡爽秋内外唱和，这比1928的“寺庙管理条例”由为彻底。圆瑛出面奔走，全国各地佛教团体通电呼应，这件风潮才逐渐平息下来。这年夏天，长江水灾为患，蔓延数省，圆瑛为筹募赈灾款项忙了一个夏天。秋天，九一八事变，东三省沦陷，他通告全国佛教团体，建护国道场。他曾撰一幅对联以表达他的心情：

出世犹垂忧国泪，居山恒作感时诗。

1932年，他应国府林子超主席之召，商讨在中山陵兴建一座藏经楼。是年冬天，天童寺大火，殿堂楼阁被烧去9处，计50余间，寺众悲痛万分，认为非20年不能恢复。圆瑛亲自募捐，三年之中，全部重建，较以前更见庄严。同时在此数年内，他赴闺南、长沙各地讲经，法缘极盛。1935年，他在上海自建圆明讲堂，是年秋季落成。1936年，他任天童寺方丈满6年，坚决辞职，学大悲和尚继任。

1937年正月，他接任鼓山涌泉寺住持。这年是他六十寿辰，两序大众开千佛大戒五十二日。自1929年以来，他一直连任中国佛教会会长，领导全国佛教。

1937年7月，卢沟桥事变爆发，继之上海八一三战事开始，圆瑛积极投入抗战救亡的行列，号召苏沪地区的僧青年，组织僧侣救护队，叁加战地救护工作。救护队以卡车运载灾区难民及战地伤兵，运送到上海的各收容所及医院中，救护队在战地工作两个多月，蒙佛加被，只阵亡二名队员。上海沦陷后，圆瑛带着救护队随军撤退，由上海、南京到达汉口，继续从事救护工作。

当时战局紧张，救护队及各处收容所经费无著。10月，圆瑛奉国府林子超主席函，嘱他将救护队及收容所事务委托其他法师办理，希望他能到南洋马来牛岛募集医药费。他便带着林主席的三封亲笔介绍信，偕同明阳法师出国。先到新加坡，访新加坡总简会，请华侨领袖及佛教人士组织一个机构，募款接济各处的收容所及汉囗的第二僧侣救护队。接着又到吉隆坡、槟榔屿，拜访侨领、居士，组成了一如新加坡的机构。1938年春季，他又应槟榔屿极乐寺之请，住持法席。极乐寺是鼓山涌泉寺的下院，是南洋有名大刹，在星洲颇着声誉。圆瑛住持後，苦心经营，极乐寺日趋庄严，是年夏天，他回国视察救护队及收容所，然後回到南洋向各捐款机构报告，并继续募捐。

1939年秋天，他偕弟子明阳回到上海，不意遭人检举，说他是抗日分子，在南洋募得钜款接济重庆政府。农历九月一日，他在圆明讲堂礼佛时，为日本宪兵队逮捕，连明阳法师也一并被逮，先关在宪兵队，第二天押解到南京的日军宪兵司令部，曾遭到恐吓刑讯，圆瑛从容陈辩，不为屈服，上海各界人士也极力多方营救，到九月二十八日，日军不得已予以释放。到此日军仍不死心，透过日本僧侣作说客，诱迫他“合作”，也遭到拒绝。

圆瑛回到上海后，仍驻锡圆明讲堂，他闭门谢客，专事着述。在那数年中，他撰着了《劝修念佛法门》、《发菩提心文讲义》、《阿弥陀经要解讲义》、《佛说八大人觉经讲义》、《楞严纲要》等书。他不但精通性相，兼善诗文，且精於书法，有来求墨宝的，他一一书赠结缘。

1943年，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斩云鹏老居士，在天津数度派代表敦谓，他情不可却而到天津讲经，北平的佛门缁素也到天津敦请，他又到北平的广济寺讲了两个月的经。回到上海后，又应无锡、南京各地信徒请去讲经，在那两年，皈依他的信徒不计其数。

1945年春天，他鉴于弘法人才的缺乏，创办“圆明楞严专宗学院”，选取海内外优秀青年学僧三十二人，他自任院长，并亲自主讲《楞严》，编写讲义。另外，还聘请应慈、兴慈两位法师授课。

1946年2月，他一度中风，昏迷一星期才清醒过来，疗养了两年，始逐渐康复。

1949年后，他仍在上海弘法。1952年，代表佛教界出席在北京召开的“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”。1953年，陈质如、赵朴初、周叔迦等在北京筹备中国佛教协会，他代表上海市参加，被推为第一任会长，会后南返，到宁波天童寺疗养，末久即逝世，世寿76岁，僧腊57年。

圆瑛一生著述甚多，主要者如《大乘起信论讲义》、《首楞严经讲读》、《圆觉经讲义》、《金刚经讲义》、《一吼堂诗集》、《一吼堂文集》等近20种，门人弟子编辑为《圆瑛法汇》行世。